
1957年的寒冬时节,胡适先生在王云五总经理的强烈敦促下,虽曾多次婉言谢绝重庆股票配资开户,最终还是难却盛情,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在纽约的舒适生活。他不顾自身因早年过度劳累而导致的衰弱心脏在气候变化中的不适,重返台湾,接受了“国立中央研究院”(简称“中研院”)院长的重任。
01、暮归南港
实际上,早在1956年,胡适在纽约曼哈顿的寓所中,便已开始筹划在台北南港建造一栋私人住宅。他期望利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(通称“史语所”)那丰富的藏书资源,来完成他尚未完成的《白话文学史》与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。得知胡适的这一计划后,蒋介石表示愿意从其《苏俄在中国》一书的版税中拨款资助住宅建设。得益于“总统”的专项资助,以及中研院额外追加的约20万元预算,南港的住宅终于在1958年2月20日动工。面对这一幕,胡适心中颇为不安,他不愿以中研院长的待遇来建造住宅,坚持自筹资金,并预算了2500美元的私人住房费用,直接从纽约汇款至时任代理院长李济手中。
中研院总办事处最初选址于台北市区,直到胡适归国接任院长之际,方才迁至郊外这片宁静的角落。尽管从市区至此需辗转乘坐汽车、火车或公路车至南港镇,再换乘三轮车,路途颇为曲折,但此地早已引入了自来水,尤其在城内电力和水源紧张的情况下,这里源源不断的清泉显得尤为珍贵。因此,胡适对于此处被选作他晚年安居之地,感到非常满意。
1958年四月,胡适自美国归来,途径日本东京,最终抵达台湾。4月8日的午后2点40分,他步入了台北的土地。那时,距离他在10月份的新居完工尚有半年的时日,故此胡适只得暂居于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在福州街的居所,有时甚至需在中央研究院的会议室中稍作停留,直至11月5日方能搬入新宅。这栋占地165平方米的小洋楼落成后,便迎来了络绎不绝的访客,人气鼎盛。尤其是那些充满文人气息的自由知识分子们,他们在此谈学论政,理想色彩浓郁,学术氛围严谨而活跃,犹如窗外的绿植,日渐浓郁。在北平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期间,胡适便养成了每周日下午在米粮库四号的寓所接待友人闲谈的习惯,此习俗被太太们戏称为“胡适之做礼拜”,如今这一传统亦悄然在台北南港生根发芽。
南港的寓所设施齐全,包括书房、客房,两间卧室,以及与餐厅相连的客厅。此外,还配备了独立的厨房,配有餐厅和工人居住的小屋。寓所内,胡适先生昔日的居住布局得以完整保留,同时现代化的设备一应俱全。在卧室里,暖风机依旧运作良好,桌上的小收音机亦能播放悦耳的声音。紧邻的房间曾为胡夫人的卧房,先前则是秘书胡颂平的办公室。门外墙上,挂着她生前所使用的那根巨大的手杖。
这间布置得极为考究的客厅虽面积不大,却巧妙地围置了一圈舒适的沙发,使空间显得既紧凑又不失温馨。圆形的靠垫上,印着鲜艳的红花图案,为室内平添了一抹生动的色彩。往昔,这里常是宾朋云集,欢声笑语不绝于耳。威士忌的辛辣口感、咖啡的浓郁香气,再加上蝴蝶兰散发出的淡淡幽香,共同营造出一派温馨而雅致的氛围。
胡适对白色情有独钟,其书房的外墙与宽敞的窗子均以精心打磨的白色水泥格子装饰。然而,身处其中,他却感到极不自在——潮湿、闷热、昏暗,仿佛被囚禁在牢笼之中。尽管书房内书架林立,胡适仍旧时常选择在餐厅阅读,于餐桌边校对《水经注》。遗憾的是,《中国哲学史》的下半部分仍未在此完成。
适之设计的居所,为生者预留的天地有限,而为逝者留存的则颇为宽敞。这些书籍,无疑承载着逝者所遗留的宝贵财富。
这所看似安宁的居所实则暗藏危机。某日,我在整理一片狼藉的储藏室时,竟意外地发现了两百多只已经故去的蟑螂。每逢台风来临,狂风暴雨,这座房屋便会开始出现漏雨现象。我不得不将报纸铺在书架上,以防雨水渗透,同时亦担心墙壁渗水,于是将靠墙的书架逐一挪开。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卧室,我将床铺移开,铺上报纸和被单至地板,用盘子收集地面上的积水,有时积水甚至能深达一寸有余。1961年9月12日,风力达到最强的一次,外客厅东面的窗门被狂风彻底摧毁,内客厅的玻璃窗发出刺耳的哗啦声,窗帘完全湿透,被狂风卷起后,又撞击碎裂了天花板上的灯罩,碎片散落一地。
02、胡适一日
胡适通常于清晨8时许苏醒,随后便步入那设施齐全的洗手间,在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,这样的设施实属先进。洗手间内常陈列着几卷书籍,文件夹中则收纳着古诗词,以便于在如厕时分得以翻阅。这位推崇白话诗的先驱,即便步入晚年,仍将吟咏古诗词视为一大乐趣,尤其是在住院的日子里,这份乐趣尤甚。
梳洗完毕,胡适缓缓走向餐桌,浅尝一口那清冽甘甜的橘子水,细细品味着涂抹了人造黄油与果酱的烤面包,搭配两碟咸菜,或是翻阅报纸,或是边用餐边与秘书、友人闲谈。谈话内容往往始于一些不经意的琐事,却很快转化为对某个生僻字读音的探讨,亦或是对鲜为人知的典故进行考究。即便在餐后品尝水果,当木瓜摆上桌时,他亦会吟诵《诗经》中“投我以木瓜,报之以琼瑶”的佳句,随后随手翻阅典籍,探究木瓜是否正是所指。
午宴往往包含四道精心挑选的美馔,其中豆腐与肉丝炒青菜最受喜爱。贵宾莅临之際,厨师还会额外准备一道炒鸡蛋。餐后,偶尔我们会烹煮一壶香浓的咖啡,我们采用的是最新型的咖啡壶,不仅具备自动断电与保温的功能,一壶足以冲泡八杯。然而,胡适先生平时很少启用它,通常只有在有客人到访时才会打开,他总是想抵制咖啡的诱惑。大多数时候,午餐后他会回到卧室小睡半小时。考虑到医生建议他减少肉类与油脂的摄入,但他又偏爱浓郁的口感,并且不喜欢海鲜,厨师便想方设法在池塘中饲养了淡水鱼,每晚为他烹制一条。
每周的三个午后,胡适总是闭户苦读,时而提笔挥洒,时而对清晨在盥洗室中所吟诵的诗句进行深思熟虑。而剩下的三个午后,他则开门纳客,与各界人士应酬交往。胡适曾向钱思亮夫妇透露,每逢遇到烦恼,他便坐下来进行一番小规模的学术考辨,就如同热爱打牌之人沉浸在牌局之中,所有烦恼便随之消散,得以暂时忘却。在南港那段日子里,考证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态度,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他的心境。
夜半私语
1961年春,胡适先生不幸遭遇突发心脏病,紧接着夏日又饱受急性肠炎的侵袭。尽管有秘书胡颂平、王志维的精心照料,家中依旧因少了伴侣的陪伴而显得孤寂,不复往日的温馨氛围。10月18日,夫人江冬秀自美国归来,与胡适先生得以重逢。然而,仅仅两周之后的10月30日,“中研院”的全体同仁及其家属便齐聚蔡元培馆,为胡适先生举办了一场热烈的欢迎茶会。江冬秀夫人未曾预料到,这对老夫妻的相聚时光仅剩四个月,而且其中大半时间,她都未能居住在南港。
胡夫人性格豁达,喜好搓麻之乐,但学术研究却需在宁静的环境中展开。鉴于此,胡适并不赞同太太迁往南港居住。他巧妙运用6万新台币的版税所得,委托王志维在温州街周边购得一处住所,江冬秀女士因此大部分时间都居于台北市区。
胡适自小便养成了独立处理事务的习惯。尤其是在美国的26年间,他更是养成了凡事亲力亲为的习性,坚信依赖他人伺候乃老年人的行径。在中国文字里,胡适难以觅得一个字能完全诠释“隐私”的内涵。他发现,在日常生活的习惯中,我们似乎缺乏这种意识。用“幽独”、“清闲”、“清福”、“独居”、“独处”等词汇来解读,总感觉不够贴切,难以完整地传达其深刻的含义。最终,他领悟到,“夜半无人私语时”,仅凭“私”字,再添上“无人”二字,方能精准地传达“隐私”的真谛,勉强可以译作“私生活”。人人心中都渴望拥有一段只属于自己的私密时光,不愿让他人打扰。若言在美国过着完全自助的私密生活,那么,在南港晚年的日子里,胡适身边总是有秘书相伴,他每日所经历的,皆是“公众”的生活。(《胡适晚年谈话录》)
胡适在注意到胡颂平对其日常言行的记录时,脸上闪过一丝意外的表情。自那之后,他的行为似乎多了几分谨慎,不再像以往那般无所拘束。鉴于胡适对维护个人公众形象的重视,连日记都要字斟句酌,以便将来成为历史记载的一部分,他的私人生活自然难以完全保持私密,难免有所保留。
胡适接任“中研院”院长一职,其抱负旨在推动国家科学进步,加固学术基础。从消极的角度来看,此举旨在保护蔡元培、丁在君、傅斯年、朱家骅等先贤多年辛勤耕耘所积累的学术成果;而从积极的角度而言,则是致力于为中国学术的未来铺路搭桥(1958年2月11日致吴大猷的信)。他希冀在“中研院”内部营造一种负责任的文化氛围,培育学者严谨而敬畏的学术精神;同时,磨砺行政人员具备妥善处理事务的才能,自觉担负起责任,力求达到“无为而治”的理想境界。
在这片土地上,即便是大陆出版的书籍也难以传入,如此一来,深入研究从何谈起?以“五四运动”为例,我身为其中一员,但对这里的五四运动解读,我实在不愿涉猎。作者们仅从党派立场出发,缺乏对事件的客观评价。(摘自《胡适晚年访谈录》)
众人无不为胡适那身考究的西装、领带的精致系法、端坐如松的姿态,以及用毛笔一丝不苟挥毫泼墨的情景所深深打动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,是那些不拘小节、懒散无为、以自由之名行放纵之实的所谓狂狷雅士。通过这两者的鲜明对比,我们不难领悟到,对待事物的恭敬与严谨态度,对待学问的认真与一丝不苟,不仅是治学的真谛,也是人生境界的体现。胡适在毛笔字上投入了十几年的刻苦钻研,他几乎不书写草书,内心深处立下了“每个字都清晰,排字工人不会出错”的严格标准。在他看来,字迹难以辨认,尤其是随意书写草书,让人费心揣摩、猜测,是对他人不负责任的表现,更是不道德的行为。在诸多方面,胡适确实继承了其父胡铁花那坚韧不拔的意志,以及追求真理、负责任的精神。
显而易见,彼时的台湾对胡适的仰慕,早已超越了其声誉、社会地位和国际声望,更远远不限于他的全球视野与宏大格局。真正令世人倾倒的,是他那宽广的胸怀、博大的包容与肩负时代责任的现代意识。然而,令人扼腕叹息的是,他在这片土地上仅仅停留了三年多的光阴,便意外地与世长辞。
04、魂兮归来
1962年2月24日,我国中研院蔡元培馆内举行了一场第五次院士大会,由胡适先生亲自担任主持。此次会议,共有18位院士出席,共同参与了1949年度与1950年度院士的选举事宜。考虑到胡适先生心脏状况不佳,医生及中研院同仁出于对他健康的关心,决定省略了开幕式,并在简短的开场致辞后,立即进入了院士选举的程序。午后酒会上,胡适先生的讲话从中研院的发展话题延伸至言论与思想的自由,情绪逐渐变得激昂,心脏承受的压力也随之增大。在向宾客们逐一握手道别的时刻,他突然面色变得苍白,手中的酒杯不慎落地,身体失去平衡,头部先撞在桌沿,随即倒在了光滑的水磨石子地面上,再也没有站起来。
尽管他身后仅有区区135美元的家产,他却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,为南港国民学校的小学生提供了宝贵的资助。
1962年12月10日,胡适纪念馆在台北市南港区研究院路二段隆重揭幕。回溯至1960年,胡适的至交、美国友人史带(Cornelius Vander Starr)先生便在胡适居所周边慷慨捐资,设立了这座陈列馆。如今,该馆设有四大展览板块,分别展示了胡适的情感生活、学术文化成就、胡适与近代中国的紧密关系,以及他与雷震的深厚交往。馆内陈列了胡适生前使用过的诸多物品、文稿和信件,诸如1946年齐白石大师赠予他的篆字石印,以及他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的任命文书与证件。这些珍贵遗物见证了胡适真挚的友情与荣耀,他一生视若珍宝,不辞劳苦地将之运至此处。
1964年,史带先生展现了其慷慨大义,先后两次分别慷慨捐出2.5万美元,资助胡适纪念馆基金之设立。在此之后,他持续伸出援手,致力于确保纪念馆日常维护费用的充足供应。
江冬秀女士对胡适纪念馆的捐献良多重庆股票配资开户,尤其在精心保存胡适手稿与悉心修缮胡适墓园的辛勤付出上,尤为显著。直至胡适先生逝世十三载,这位已至耄耋之年的夫人,方与丈夫合葬于同一墓穴。2005年3月,他们的长子胡祖望在美国不幸病逝,同年5月,其灵柩亦安放于南港的胡适墓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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