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7年的寒冬时节，胡适先生在王云五总经理的强烈敦促下，虽曾多次婉言谢绝重庆股票配资开户，最终还是难却盛情，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在纽约的舒适生活。他不顾自身因早年过度劳累而导致的衰弱心脏在气候变化中的不适，重返台湾，接受了“国立中央研究院”（简称“中研院”）院长的重任。
01、暮归南港
实际上，早在1956年，胡适在纽约曼哈顿的寓所中，便已开始筹划在台北南港建造一栋私人住宅。他期望利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（通称“史语所”）那丰富的藏书资源，来完成他尚未完成的《白话文学史》与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。得知胡适的这一计划后，蒋介石表示愿意从其《苏俄在中国》一书的版税中拨款资助住宅建设。得益于“总统”的专项资助，以及中研院额外追加的约20万元预算，南港的住宅终于在1958年2月20日动工。面对这一幕，胡适心中颇为不安，他不愿以中研院长的待遇来建造住宅，坚持自筹资金，并预算了2500美元的私人住房费用，直接从纽约汇款至时任代理院长李济手中。
中研院总办事处最初选址于台北市区，直到胡适归国接任院长之际，方才迁至郊外这片宁静的角落。尽管从市区至此需辗转乘坐汽车、火车或公路车至南港镇，再换乘三轮车，路途颇为曲折，但此地早已引入了自来水，尤其在城内电力和水源紧张的情况下，这里源源不断的清泉显得尤为珍贵。因此，胡适对于此处被选作他晚年安居之地，感到非常满意。
1958年四月，胡适自美国归来，途径日本东京，最终抵达台湾。4月8日的午后2点40分，他步入了台北的土地。那时，距离他在10月份的新居完工尚有半年的时日，故此胡适只得暂居于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在福州街的居所，有时甚至需在中央研究院的会议室中稍作停留，直至11月5日方能搬入新宅。这栋占地165平方米的小洋楼落成后，便迎来了络绎不绝的访客，人气鼎盛。尤其是那些充满文人气息的自由知识分子们，他们在此谈学论政，理想色彩浓郁，学术氛围严谨而活跃，犹如窗外的绿植，日渐浓郁。在北平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期间，胡适便养成了每周日下午在米粮库四号的寓所接待友人闲谈的习惯，此习俗被太太们戏称为“胡适之做礼拜”，如今这一传统亦悄然在台北南港生根发芽。
南港的寓所设施齐全，包括书房、客房，两间卧室，以及与餐厅相连的客厅。此外，还配备了独立的厨房，配有餐厅和工人居住的小屋。寓所内，胡适先生昔日的居住布局得以完整保留，同时现代化的设备一应俱全。在卧室里，暖风机依旧运作良好，桌上的小收音机亦能播放悦耳的声音。紧邻的房间曾为胡夫人的卧房，先前则是秘书胡颂平的办公室。门外墙上，挂着她生前所使用的那根巨大的手杖。
这间布置得极为考究的客厅虽面积不大，却巧妙地围置了一圈舒适的沙发，使空间显得既紧凑又不失温馨。圆形的靠垫上，印着鲜艳的红花图案，为室内平添了一抹生动的色彩。往昔，这里常是宾朋云集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。威士忌的辛辣口感、咖啡的浓郁香气，再加上蝴蝶兰散发出的淡淡幽香，共同营造出一派温馨而雅致的氛围。
胡适对白色情有独钟，其书房的外墙与宽敞的窗子均以精心打磨的白色水泥格子装饰。然而，身处其中，他却感到极不自在——潮湿、闷热、昏暗，仿佛被囚禁在牢笼之中。尽管书房内书架林立，胡适仍旧时常选择在餐厅阅读，于餐桌边校对《水经注》。遗憾的是，《中国哲学史》的下半部分仍未在此完成。
适之设计的居所，为生者预留的天地有限，而为逝者留存的则颇为宽敞。这些书籍，无疑承载着逝者所遗留的宝贵财富。
这所看似安宁的居所实则暗藏危机。某日，我在整理一片狼藉的储藏室时，竟意外地发现了两百多只已经故去的蟑螂。每逢台风来临，狂风暴雨，这座房屋便会开始出现漏雨现象。我不得不将报纸铺在书架上，以防雨水渗透，同时亦担心墙壁渗水，于是将靠墙的书架逐一挪开。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卧室，我将床铺移开，铺上报纸和被单至地板，用盘子收集地面上的积水，有时积水甚至能深达一寸有余。1961年9月12日，风力达到最强的一次，外客厅东面的窗门被狂风彻底摧毁，内客厅的玻璃窗发出刺耳的哗啦声，窗帘完全湿透，被狂风卷起后，又撞击碎裂了天花板上的灯罩，碎片散落一地。
02、胡适一日
胡适通常于清晨8时许苏醒，随后便步入那设施齐全的洗手间，在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，这样的设施实属先进。洗手间内常陈列着几卷书籍，文件夹中则收纳着古诗词，以便于在如厕时分得以翻阅。这位推崇白话诗的先驱，即便步入晚年，仍将吟咏古诗词视为一大乐趣，尤其是在住院的日子里，这份乐趣尤甚。
梳洗完毕，胡适缓缓走向餐桌，浅尝一口那清冽甘甜的橘子水，细细品味着涂抹了人造黄油与果酱的烤面包，搭配两碟咸菜，或是翻阅报纸，或是边用餐边与秘书、友人闲谈。谈话内容往往始于一些不经意的琐事，却很快转化为对某个生僻字读音的探讨，亦或是对鲜为人知的典故进行考究。即便在餐后品尝水果，当木瓜摆上桌时，他亦会吟诵《诗经》中“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瑶”的佳句，随后随手翻阅典籍，探究木瓜是否正是所指。
午宴往往包含四道精心挑选的美馔，其中豆腐与肉丝炒青菜最受喜爱。贵宾莅临之際，厨师还会额外准备一道炒鸡蛋。餐后，偶尔我们会烹煮一壶香浓的咖啡，我们采用的是最新型的咖啡壶，不仅具备自动断电与保温的功能，一壶足以冲泡八杯。然而，胡适先生平时很少启用它，通常只有在有客人到访时才会打开，他总是想抵制咖啡的诱惑。大多数时候，午餐后他会回到卧室小睡半小时。考虑到医生建议他减少肉类与油脂的摄入，但他又偏爱浓郁的口感，并且不喜欢海鲜，厨师便想方设法在池塘中饲养了淡水鱼，每晚为他烹制一条。
每周的三个午后，胡适总是闭户苦读，时而提笔挥洒，时而对清晨在盥洗室中所吟诵的诗句进行深思熟虑。而剩下的三个午后，他则开门纳客，与各界人士应酬交往。胡适曾向钱思亮夫妇透露，每逢遇到烦恼，他便坐下来进行一番小规模的学术考辨，就如同热爱打牌之人沉浸在牌局之中，所有烦恼便随之消散，得以暂时忘却。在南港那段日子里，考证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态度，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他的心境。
夜半私语
1961年春，胡适先生不幸遭遇突发心脏病，紧接着夏日又饱受急性肠炎的侵袭。尽管有秘书胡颂平、王志维的精心照料，家中依旧因少了伴侣的陪伴而显得孤寂，不复往日的温馨氛围。10月18日，夫人江冬秀自美国归来，与胡适先生得以重逢。然而，仅仅两周之后的10月30日，“中研院”的全体同仁及其家属便齐聚蔡元培馆，为胡适先生举办了一场热烈的欢迎茶会。江冬秀夫人未曾预料到，这对老夫妻的相聚时光仅剩四个月，而且其中大半时间，她都未能居住在南港。
胡夫人性格豁达，喜好搓麻之乐，但学术研究却需在宁静的环境中展开。鉴于此，胡适并不赞同太太迁往南港居住。他巧妙运用6万新台币的版税所得，委托王志维在温州街周边购得一处住所，江冬秀女士因此大部分时间都居于台北市区。
胡适自小便养成了独立处理事务的习惯。尤其是在美国的26年间，他更是养成了凡事亲力亲为的习性，坚信依赖他人伺候乃老年人的行径。在中国文字里，胡适难以觅得一个字能完全诠释“隐私”的内涵。他发现，在日常生活的习惯中，我们似乎缺乏这种意识。用“幽独”、“清闲”、“清福”、“独居”、“独处”等词汇来解读，总感觉不够贴切，难以完整地传达其深刻的含义。最终，他领悟到，“夜半无人私语时”，仅凭“私”字，再添上“无人”二字，方能精准地传达“隐私”的真谛，勉强可以译作“私生活”。人人心中都渴望拥有一段只属于自己的私密时光，不愿让他人打扰。若言在美国过着完全自助的私密生活，那么，在南港晚年的日子里，胡适身边总是有秘书相伴，他每日所经历的，皆是“公众”的生活。（《胡适晚年谈话录》）
胡适在注意到胡颂平对其日常言行的记录时，脸上闪过一丝意外的表情。自那之后，他的行为似乎多了几分谨慎，不再像以往那般无所拘束。鉴于胡适对维护个人公众形象的重视，连日记都要字斟句酌，以便将来成为历史记载的一部分，他的私人生活自然难以完全保持私密，难免有所保留。
胡适接任“中研院”院长一职，其抱负旨在推动国家科学进步，加固学术基础。从消极的角度来看，此举旨在保护蔡元培、丁在君、傅斯年、朱家骅等先贤多年辛勤耕耘所积累的学术成果；而从积极的角度而言，则是致力于为中国学术的未来铺路搭桥（1958年2月11日致吴大猷的信）。他希冀在“中研院”内部营造一种负责任的文化氛围，培育学者严谨而敬畏的学术精神；同时，磨砺行政人员具备妥善处理事务的才能，自觉担负起责任，力求达到“无为而治”的理想境界。
在这片土地上，即便是大陆出版的书籍也难以传入，如此一来，深入研究从何谈起？以“五四运动”为例，我身为其中一员，但对这里的五四运动解读，我实在不愿涉猎。作者们仅从党派立场出发，缺乏对事件的客观评价。（摘自《胡适晚年访谈录》）
众人无不为胡适那身考究的西装、领带的精致系法、端坐如松的姿态，以及用毛笔一丝不苟挥毫泼墨的情景所深深打动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，是那些不拘小节、懒散无为、以自由之名行放纵之实的所谓狂狷雅士。通过这两者的鲜明对比，我们不难领悟到，对待事物的恭敬与严谨态度，对待学问的认真与一丝不苟，不仅是治学的真谛，也是人生境界的体现。胡适在毛笔字上投入了十几年的刻苦钻研，他几乎不书写草书，内心深处立下了“每个字都清晰，排字工人不会出错”的严格标准。在他看来，字迹难以辨认，尤其是随意书写草书，让人费心揣摩、猜测，是对他人不负责任的表现，更是不道德的行为。在诸多方面，胡适确实继承了其父胡铁花那坚韧不拔的意志，以及追求真理、负责任的精神。
显而易见，彼时的台湾对胡适的仰慕，早已超越了其声誉、社会地位和国际声望，更远远不限于他的全球视野与宏大格局。真正令世人倾倒的，是他那宽广的胸怀、博大的包容与肩负时代责任的现代意识。然而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，他在这片土地上仅仅停留了三年多的光阴，便意外地与世长辞。
04、魂兮归来
1962年2月24日，我国中研院蔡元培馆内举行了一场第五次院士大会，由胡适先生亲自担任主持。此次会议，共有18位院士出席，共同参与了1949年度与1950年度院士的选举事宜。考虑到胡适先生心脏状况不佳，医生及中研院同仁出于对他健康的关心，决定省略了开幕式，并在简短的开场致辞后，立即进入了院士选举的程序。午后酒会上，胡适先生的讲话从中研院的发展话题延伸至言论与思想的自由，情绪逐渐变得激昂，心脏承受的压力也随之增大。在向宾客们逐一握手道别的时刻，他突然面色变得苍白，手中的酒杯不慎落地，身体失去平衡，头部先撞在桌沿，随即倒在了光滑的水磨石子地面上，再也没有站起来。
尽管他身后仅有区区135美元的家产，他却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，为南港国民学校的小学生提供了宝贵的资助。
1962年12月10日，胡适纪念馆在台北市南港区研究院路二段隆重揭幕。回溯至1960年，胡适的至交、美国友人史带（Cornelius Vander Starr）先生便在胡适居所周边慷慨捐资，设立了这座陈列馆。如今，该馆设有四大展览板块，分别展示了胡适的情感生活、学术文化成就、胡适与近代中国的紧密关系，以及他与雷震的深厚交往。馆内陈列了胡适生前使用过的诸多物品、文稿和信件，诸如1946年齐白石大师赠予他的篆字石印，以及他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的任命文书与证件。这些珍贵遗物见证了胡适真挚的友情与荣耀，他一生视若珍宝，不辞劳苦地将之运至此处。
1964年，史带先生展现了其慷慨大义，先后两次分别慷慨捐出2.5万美元，资助胡适纪念馆基金之设立。在此之后，他持续伸出援手，致力于确保纪念馆日常维护费用的充足供应。
江冬秀女士对胡适纪念馆的捐献良多重庆股票配资开户，尤其在精心保存胡适手稿与悉心修缮胡适墓园的辛勤付出上，尤为显著。直至胡适先生逝世十三载，这位已至耄耋之年的夫人，方与丈夫合葬于同一墓穴。2005年3月，他们的长子胡祖望在美国不幸病逝，同年5月，其灵柩亦安放于南港的胡适墓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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